

纾困民企方向何在?
- 分类:政策法规
- 发布时间:2018-12-05 02:54
![]() 在改革和国际时势变动关口,不良资产行业发展迎来加速期,但这不仅是机遇的黄金期,也是困难迎的叠加期。 12月2日,由《中国企业家》杂志与国厚资产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不良资产管理50人论坛】上,来自企业、商界以及政法界的数名与会者,共同讨论了经济下行时期,不良资产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不良资产行业是国家金融风险的稳定器和安全网。
“行业领导、专家、学者、AMC,律所、会计所、券商等,都是我们不良资产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生态圈和朋友圈还在不断扩大。”国厚资产董事长李厚文表示,不良资产的产生将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不断转化和释放的过程。
国厚资产董事长李厚文。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胡建忠预计,未来三年,中国金融体系和实业当中的不良资产将持续上升。
挑战还将继续。
2016年起,处理不良资产的政策密集出台。从2016年3月,银监会关于规范金融资产管理,到2018年6月,银保监会《关于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试行的意见,无论在框架性还是细节性上,政策都有很多明确指向。
中诚信集团的董事长毛振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叫做双底线思维,一个底线是防风险,一个是稳增长。”中诚信集团的董事长毛振华梳理了这两个底线的顺序,2016年之前,政策以稳增长为体现,而这次调整,是第一次以防风险为主。
金融危机之后,不良资产处置公司由一个短期目标的公司变成了长期目标的公司。在不断地积累之下,问题逐渐暴露。
中国的非金融杠杆不停攀升,虽低于日本、法国,但也在大国里处于高位,而且国有企业的债务是最高的。
长期执行稳增长政策,已经使政策本身的政策边际效应下降,同样多的货币得不到同样高的增长。
2008年上半年,中国采取的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政策,不断的提高存款准备金。但是,当2008年奥运会圣火熄灭时,国家看到全球经济情况,又迅速采取防止经济快速下滑的政策。一年之内向两个极端的方向运转,非常少见。
“要防止政策再调整而催生的不良资产。”毛振华强调,现在如果再走2008年的路线,再扩大投资,可能会形成新的大额不良资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谭松涛认可政策变动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也指出,“当潮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谁在裸泳”,潮张潮退的过程在过去30年里反复上演,风险的产生可能和政策有关系,也可能与政府相关,但是民营企业也要关注自身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谭松涛。
2012年以来的不良资产周期中,不良资产主要来自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以及财政的不良资产。然而,目前行业的市场参与者越来越多。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
“如果要是进一步追溯不良资产的源头,我们会发现任何投资经营不当的个人或者企业,甚至政府行为都可能形成不良资产。”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在会上表示。
房地产体系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过去20年,房地产持续上涨,房子的存有量接近临界点,同样,房价上升的泡沫走到临界点。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副总裁胡建忠。
“房地产体系内,从2016年开始出现不良资产,尤其是三四线的资本不高、靠做杠杆的单一中小型房地产企业。”胡建忠说,地产的销售毛利不高,但由于杠杆高,其资本回报率极高。所以,现在资金量在销售的环节发生问题,人们的投资预期发生变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发生变化,一旦某一点上资金链断裂,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资产会继续曝露,且问题越来越突出。
浙商银行资产副总经理陈健。
从当前媒体爆出的问题看,集中一点就是资金链的断裂。浙商银行资产副总经理陈健直言,这种危机的出现,从法律的角度就是即有的契约无法履约。
“法律的规定往往是对市场经济行为的滞后。”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杰表示,在这种滞后性的行为下,去完成创新型的重构,需要包括律师、财务部门、会计在内的人员去发挥重要作用。
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杰。
从财务角度看,解决民营企业的困境,需要企业跟债权银行达成一个庭外债权安排,引进投资人、以时间换空间,通过缓解财务压力来恢复企业的正常运营。这样,恢复盈利能力的企业增强了偿债能力,可以维持合适的债务规模,企业和债权人得到双赢。
事实上,这种双赢很难做到。
安永大中华区合伙人张宇。
安永大中华区合伙人张宇从外因和内因展开阐述,外因主要是国内银行不通过破产程序,也就是不通过法庭内的程序是很难做出债务重组的让步,比如债务延期;内因则是,是企业家顾于面子等问题,不愿意对外承认出现问题。
“我们国家的破产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张宇直言。
纾困并非慈善
危机之下,行业在思考解决方案。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原所长张承惠眼里,2019年有两个力量,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向上的力量是政府、国务院重视,想尽办法采取了一些解困的政策、措施;向下的力量是经济下行压力。“所以2019年到底是个什么状况,要看向上的力量和向下的力量哪个更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原所长张承惠。
外界眼中“嫌贫爱富”的金融业也加入纾困队伍。
东兴证券董事张涛称,他们与国资谈了一个100亿的纾困基金。“目前,我们首期是20亿到位,由我们和国资各出一半,国资这边我们正在给他申报一个专项债券,募集50亿,也走了交易所的绿色通道。”
东兴证券董事张涛。
目前基金进展比较顺利,园区内有100多家企业参与申报和筛选,有5家正在进行远程尽调。目前已经成功投入了一家企业,上周刚刚签约第二家企业。
不过,在中泰信托董事长吴庆斌眼里,为企业纾困有一个标准:救急不救穷。不救落后产业,实在落后的产能该退出要退出;救好人不救坏人,如果企业老板是有信用好人要救。如果企业老板不务正业,瞎投资,不能救。中国只要把企业家救出来,经济过三年会脱胎换骨。
中泰信托董事长吴庆斌。
吴庆斌平时负责并购业务,依靠信托公司的制度性优势,与银行、债权以及二级市场互相配合。他认为,做纾困一定要在几个项目上赚大钱,因为其他项目可能会赔钱。“我们不是趁火打劫赚钱,也不是不能赔,因为赔了也是国家、老百姓的钱。”
作为为纾困而生的地方资管公司,四川发展资管公司的总经理蒙宇非常认同吴庆斌的观点。
四川发展资管公司总经理蒙宇。
“我们愿意去做某些比较好的行业,比较好的公司。“蒙宇表示,他们做战略股东不是希望低点买股票,高点抛出,而是会给企业充足的流动资金,做资产梳理,利用并购重组的资金,帮它做大做强。”
有的企业并非优质资产,当资管公司为其纾困后,很多大股东纷纷减持离开。在蒙宇眼里,这些公司就是应该退出市场的,他们不能用纾困的名义把该请出、退出的资产留住,让它们低质量发展去影响经济。
目前中国经济处于转型中,完成转型的重要标志,就是实业的发展一定要快于金融机构的发展。现在中国市值前20名的企业中,只有7家是非金融机构。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
“这样的一个经济结构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后劲是极其不利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认为,处置不良资产方面,资产管理公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记住你要服务于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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